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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的博客

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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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曾撰写大量随笔。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版)、《心理的单间》、《八位大学校长》、《六位教育家》和《思想操练》(与人合作)。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经读者评选,获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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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饶毓泰  

2009-11-17 23:57:04|  分类: 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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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前不久,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饶毓泰、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并列其中。由于饶毓泰的“知名度”远不如并列于榜上的其他人,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

饶毓泰字树人,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但因为胡兼任该校英语教师,他又是胡的学生。胡适说:“论学问,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胡适全集》第18卷8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辛亥革命后,饶毓泰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看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在于狭义的功利主义深入了中国人脑髓”,因此缺乏西方人“舍身求真”的精神时,深以为然。他在信中对胡适说,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卷503页,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1922年饶毓泰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并创办物理系,20年代未曾赴欧洲从事研究,回国后于1933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学生吴大猷说:“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虽然在量子力学方面成绩卓著,但他后来投身于飞机制造业,没有把研究继续下去。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吴大猷文录》5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因此物理系阵容非常强大。其中不仅有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骏,南开的张文裕以及许贞阳等人,还培养出杨振宁、黄昆、李政道、胡宁、林家翘、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等一批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同上,56页)。

抗战胜利后,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饶毓泰认为这是开辟“吾国教育……新纪元”的大事,也是“延揽人才”、“复兴北大”的好机会。为此,他把钱学森写的《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寄给胡适,并提出“可否由北大聘钱学森先生为工学院长”的建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卷518页)。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钱学森没有及时回国服务。

饶毓泰虽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但是他命运却极为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朱毅农出身于海上名门。其姑姑朱其慧是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哥哥朱经农担任过光华大学校长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由于朱经农也是中国公学学生,与胡适、饶毓泰关系很好,因此这门婚事可谓门当户对。饶毓泰留学回国后,曾多次写信与胡适谈及感情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朱女士“骨瘦如柴”,“身体欠佳”,饶对她“虽极有同情,但……踌躇不决”。有人说,朱女士害的是相思病,相思的对象是胡适,不知有何根据。此外,还有一位姓郭的女士与饶毓泰也有感情纠葛,这可能是促使饶下决心与朱结合的一个原因(同上,504-509页)。据吴大猷说,饶结婚后,因朱女士“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不大愉快”,因此二人在1929年离异。几年后,饶毓泰再次结婚,但不久即爆发抗日战争,饶夫人避居上海娘家后不幸逝世。于是,饶毓泰“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吴大猷文录》90-91页)

1948年年底,饶毓泰本来在国民政府抢救学者的名单中,但是他没有乘飞机离开北平。据说,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60人,但实际上除了胡适、梅贻琦、毛子水等人外,大多数人没有从命。有人做过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人留了下来,中国科学社27位理事除一人去了海外,全部留在大陆。

为什么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下呢?这恐怕与他们心地善良、思想单纯有关。当时冯友兰就对他的弟弟冯景兰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他还说:“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事业,不能轻易放弃;对于政治,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希望国家强盛,但对于哪一个党派掌权,则不想干预,也无力干预,谁能够把中国治理好,自己就拥护谁。”(《冯友兰传》204-205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显然是当时大多数学者的真实心态。

后来,有人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档案中发现,胡适飞到南京后,曾老泪纵横地对司徒雷登说:抗战胜利后,他只知道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放松了思想战场上的努力。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序,揭露了极权政治的本质;1950年又写下《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探讨了“中国崩溃”的教训。

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饶毓泰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他主张要“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不能接受,北大一位副校长说他思想有问题。3月初,饶在家中晕倒,随后又精神失常。当竺可桢看望他时,只见他“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竺可桢全集》第12卷57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基本上“靠边站”了。文革开始时,他倍受凌辱,于1968年上吊自杀。中国物理学奠基人的最后20年,居然会是这样。

对于饶毓泰,胡适总是念念不忘的。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举行院士会议,院长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898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遗憾的是,话音刚落不久,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倒地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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