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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的博客

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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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曾撰写大量随笔。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版)、《心理的单间》、《八位大学校长》、《六位教育家》和《思想操练》(与人合作)。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经读者评选,获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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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为何与北大失约  

2009-08-31 10:42: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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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曾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说来也巧,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他收到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当他访日后再度路过上海时,又恰逢岁末年初,于是他在上海度过了1923年元旦。这本来应该为他的旅行平添几分愉悦,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他对上海的印象非常糟糕,认为展现在面前的“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其次,他本来是要去北京大学讲学的,后来却未能如愿,这不仅给他带来“莫大的苦痛”(《爱因斯坦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是北大的一大遗憾。因此,翻检一下旧日报刊,看看爱因斯坦来华的有关报道,也许有助于了解他为什么会与中国擦肩而过。

据《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说,爱因斯坦是于11月13日上午到达上海,第二天离开的。在此期间,他“受到我国文化界的热烈欢迎”(《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20页注1)。这与当时的报道稍有出入。比如著名的《申报》在这位科学大师抵沪时,仅仅在13日刊登的《本埠新闻》中有如下几句:“中国通讯社云,德国相对学博士恩斯坦(即爱因斯坦)氏已于昨日抵沪,本拟勾留数日,奈博士赴日心急,故定于明日午前十一时仍乘原船向汇山码头起程,赴日讲演。旅沪日本学士会于昨日晚六时半,假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到者颇众,并有国际联盟代表鸠山秀夫博士出席欢迎云。”(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同)可见爱因斯坦是11月12日抵沪,14日离开的。我发现,《申报》的“本埠新闻”版面充裕,内容广泛,就连普通学校的文化活动也要报道。然而在当时,从这份报纸上既看不到我国文化界“热烈欢迎”爱因斯坦的场面,也找不到他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此外,我还浏览了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这两份报纸对爱因斯坦的到来好象也反应冷淡。

尽管如此,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却正在热切地盼望着爱因斯坦的光临。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报告。蔡说,早在1920年,他就接到袁希涛(字观澜)的来电,说爱因斯坦有意东来,问北大是愿意接待?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袁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当时正在德国访问。后来,爱因斯坦的这一愿望因为“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实现。第二年春天,蔡元培借出国考察之机,曾专程拜访爱因斯坦,以表达“欢迎来华之意”。爱因斯坦说,一来他已答应美国方面的邀请,二来他还要筹备犹太大学,所以今年不能访华。蔡听说对方要去美国,又恳切地说:由美来华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还是被婉言谢绝了。为此,蔡元培在1921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前,夏君浮筠,林君宰平来,同访安斯坦(Einstein),知彼将往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归途到英、荷为短期演讲,即回德。彼现任物理研究所所长,言德人不愿彼久离德。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往中演讲,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夏君言:用英语亦可,安斯坦言操英语甚劣。”(《蔡元培全集》第1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22年3月,我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对于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蔡元培自然不会放过。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并提出愿意负担对方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等条件。

不久,北大教授朱家骅从德国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说,去年之所以不能访华,一是由于时间不够,二是因为报酬太低。如今,“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至于访问日程,爱因斯坦表示除了北京冬季稍暖外,他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磅[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在东亚文明的发源地……”。从这句话来看,他是否想签定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有所约束?然而不知是观念不同,还是翻译有误(原件由顾孟余翻译),蔡元培对此并没有明确答复。这也许是影响爱因斯坦访华的一个障碍。

除此之外,有关报酬也是爱因斯坦关心的一个问题。6月下旬,我驻德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该信在表示“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的同时,又提出酬金问题。信中说:“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此外,大概是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吧,爱因斯坦还提出两项具体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在他拜访爱因斯坦之前,朱家骅曾向他介绍说,德国各研究所所长的年薪在四万马克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从1922年下半年起,德国马克便大幅度贬值。如果按上述标准以及当年《申报》刊登的汇率来计算,爱因斯坦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收到上述来信后立即与梁启超商量,在征得梁启超和讲学社同意后,又马上向我驻德公使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至此,人们都以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所以,蔡元培在他路过上海时发表上述报告,也算是一个“安民告示”。

为了欢迎爱因斯坦的到来,北京大学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还举办一系列专题讲座。其中有丁西林(字巽甫)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字吟苜)的《相对各论》,高鲁(字曙青,号叔钦)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瑮(字浮筠)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字士枢)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字范村)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从阵容上看,主讲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丁西林文理兼通,既精于物理学研究,又擅长戏剧创作;何育杰是留英硕士,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编译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高鲁曾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当时是北京中央观象台台长;与蔡元培一同拜访爱因斯坦的夏元瑮是清末学者夏曾佑的儿子,柏林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王、文二人分别是哈佛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理学士,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至于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张竞生博士,则更是尽人皆知了。

11月中下旬,《申报》“星期增刊”先后发表两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前者还配有爱因斯坦的照片。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该报编辑,他在文章前言中说:“仆于科学素乏研究,恩斯坦学说知之尤鲜,率尔述此篇,难免舛误,读者教垂为幸。若能以浅显之文字简单陈述相对原理,本刊当乐为介绍,以与国人共相研究。”可见当时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相对论的稿件比较缺乏。

按原来的约定,爱因斯坦将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左右,于12月中旬来我国访问。然而直到12月28日,《申报》才以《恩斯坦博士之来沪》为题,报道了爱因斯坦的行踪:

大陆报云,据昨晚所得消息,相对学说名家恩斯坦博士,将于本月三十一日乘榛名丸抵沪。此次恩氏留沪,只有两日,即须往新嘉坡爪哇等处。然后赴巴力斯坦,就耶路撒冷犹太大学校长新任。闻恩氏预定于元旦日赴犹太协会茶会后,下午即应犹太青年会之请,在工部局团练处大厅演讲相对学说云。

令人奇怪的是,这条消息不但对爱因斯坦前往北大讲学一事只字未提,还说他在上海只停留两天即赴新加坡等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两天后即12月30日,星期六,《申报》对爱因斯坦的行程有所更正。尽管如此,仍然看不到他有去北京的打算。

大晚报云,恩斯坦博士到沪期,前传本月三十一日。兹悉博士所乘之轮,于三十日上午后即可抵埠。至演讲之期,仍为星期六下午六时,并因团练处大厅地位不广,先期印发入场卷,听讲者概须携卷入场。闻博士拟于星期二启程南行,深望博士抵沪后或能抽暇赴他处宴会,俾一般私淑者得以瞻仰风采云。

为了欢迎爱因斯坦的到来,一个宣传学习相对论的热潮已经形成。据报道,位于虹口一带的澄衷学校在元旦的庆祝活动中,专门“请人讲演相对论……以候恩斯坦之来沪”。《申报》“星期增刊”于元旦前夕发表丁西林的文章:《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即作者在北大演讲的记录稿。元旦那天,商务印书馆在报上刊登欢迎广告,从广告中可以看出,该社已经或即将出版十余种有关相对论的著述(包括译著)。《东方杂志》还在第十九卷第二十四期出版《爱因斯坦专号》,其中有高鲁的《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心南(即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主任郑文贞)的《爱因斯坦和科学精神》、周昌寿(物理学家,商务印书馆理化部编辑)的《相对性原理概观》等十几篇文章。此外,《申报》的“上海大事纪”也记录了爱因斯坦的光临。

12月31日,《申报》再次报道爱因斯坦的消息,并披露其不能在我国逗留的原因和遗憾:

恩斯坦博士□□二十七日下午□□乘榛名丸,由日本往南洋调查退伍军士殖民之野泽悌吾氏、希腊驻日公使斯阿把加氏、及其他日本往欧洲人士五十余人一同过沪。博士抵沪时,欢迎者有中国人、犹太人、日本人、德国领事,博士几应接不暇。据云,此次在日大受日人欢迎,日本人研究相对论甚为热心。博士于讲演之余,恒考察日本人情风俗建筑音乐等,颇饶趣味。此次过沪西归,另有他要,其详情已函告北大教授夏元标(应为“瑮”)君,并不单为赴耶露撒冷任大学校长,及日人所传北大经济困难,不能聘订之故。惟既来上海未进我国内地观光,实为博士□最大之遗憾。今留沪虽为时无几,赴杜美路九号加登氏犹太人之欢迎。(□为字迹漫漶之处)

在此之后,有关爱因斯坦的行止居然在报端消失,即便在京津等地大报也难觅其踪影。因此我们既不晓得他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来北大。好在蔡元培于1月4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北京《晨报副刊》亦于当月15日刊出),才让人们了解到事情的真象。

爱因斯坦在信中说,他本来是要来北京的,但到达日本之后,等了五个星期也得不到来至北京的消息。他以为北大不打算中践约了,便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中止赴华”。在这封信里,爱因斯坦还提到,在“上海的斐司德博士(Dr.Pfister)――象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不得不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了。”所以他解释道:“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最后,爱因斯坦在该信的“附白”中说:“夏教授的一封信中,亦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的。”可见蔡、夏二人在此之前都与爱因斯坦联系过。

爱因斯坦的信是12月22日写的,这时距他离开日本还有五天左右。蔡元培大概是1923元旦前后才收到这封信。事到如今,他只好把来信公诸于众,并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由于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我们才肯用每月两千镑的酬金邀请他,没想到我方函件迟发了几天,对方到日本后又行踪无定,所以才产生误会。面对这尴尬的结局,蔡元培还是豁达地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之所以不来北大讲学,除了因为报酬太低或有人作梗外,主要是双方没有签约。换句话说,倘若北大与爱因斯坦能够正式签约,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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