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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的博客

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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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曾撰写大量随笔。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版)、《心理的单间》、《八位大学校长》、《六位教育家》和《思想操练》(与人合作)。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经读者评选,获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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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谈:2008国庆有感  

2009-09-02 21:15:34|  分类: 随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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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意味着什么?

 智效民

 

今年国庆,胡锦涛等九常委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它不仅体现了国庆纪念活动的重大改革,而且还意味着最高当局执政理念的一种历史性转变。

回想59年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和群众集会,会后还有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从此,阅兵典礼和有组织的群众游行,就成为国庆庆典的基本模式。群众游行本来应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包括展现伟大的成就、表达对领袖的热爱等等),就必须把包括大中小学学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起来,在统一任务、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口号的基础上进行排练。于是从每年九月初开始,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就进入演练阶段。为了扎彩车、排方阵、走队列、练团体操,全国上下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庆节那天,当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上数十万及至上百万游行群众挥手致意的时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就会响彻云霄……。

这种国庆节纪念活动,已经成为举国上下最隆重的仪式,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种仪式的洗礼,从而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到了1966年,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里八次接见红卫兵,又把这种仪式推向极致。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仪式的产物,与当时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联系。

凡事有利就有弊。由于大阅兵、大集会和大游行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一种必不可少的隆重仪式,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在国庆节那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否则就会暴露包括领导人健康状况或党内斗争在内的“国家机密”。于是这种制度或曰仪式也给最高当局带来很大负担,很多麻烦。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突然爆发后,由于无法向外界交代,最高当局只好将以大阅兵、大集会、大游行为主的国庆纪念活动悄悄去掉。

改革开放以后,当局又把国庆纪念活动改成在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开联欢晚会。届时,中央领导人同样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以便体现一种“与民同乐”的景象。这种改革虽然比过去有所进步,但它仍然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与“人民公仆”的说法形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如今用一种新的方式纪念国庆,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第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为自己找到比较合理的定位:他们既不是解民于倒悬的“大救星”,也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要树立一种继承革命前辈遗志、实践“执政为民”的公仆形象。第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纪念方式比以往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体现了新领导集体的确是在努力倡导一种求真务实、力诫浮华、避免浪费的工作作风。

明年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大集会、大游行、大阅兵是否举行不得而知。如果举行,可以为新一届领导人提供一个登临天安门城楼的机会。但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大阅兵不仅耗费巨大,徒具形式,而且还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从胡锦涛等常委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新闻中,有理由判断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可能不会干那种劳民伤财的事。

 

国庆仪式的创新

  丁东

 

今年国庆节,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和数千名各界人士,举行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事先没有宣传,事后也未见评论。我认为,这个举措,是一个有意义的创新。

当今世界,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政治单元。国家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国庆日。节日的庆祝方式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国庆活动本身,往往具有凝聚国民心理的作用。所以,不少国家都要举行有领导人参加的公共仪式,以示庆贺。但各国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不同,庆贺仪式也各异其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一直采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群众游行的方式,作为每年的国庆节的中心仪式。其中有几次还增加了阅兵仪式。直到1971年发生913事件,临时将集会游行改为游园活动。此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才划上了句号。以后的领导人,在国庆35年和50周年再次举行了隆重的游行和阅兵。明年是建国60周年,届时选择什么仪式进行庆贺,是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包括明年在内,今后每年都可以选择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方式,作为国庆节的主要仪式。坚持这种国庆仪式的创新,有两点重要意义。

其一是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和阅兵仪式,往往要调动上百万人员,事前排练数月,对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可能没有影响。花费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解决民生的急需,也许更符合公共财政的本义。十年前,参加过开国大典并且为之自豪的李慎之之先生,已经指出过放弃这种耗资巨大的庆典方式的历史必要性。他的意见也得到了无数人内心的共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库日趋充盈。一些官员滋长了铺张排场的风气。地方的政绩工程、豪华庆典,屡禁不止。如果中央政府明年能够选择俭朴的仪式庆贺建国六十周年,既是对地方政府的良好垂范,也是也是对奢华的官场风气的警示。

其二是对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的宣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官员,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往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大人民群众在广场上欢呼万岁的方式,实际上暗示着一种权力关系,领导人处于权力的上位,平民百姓处于权力的下位。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几十年间的确经历过普通人无条件忠于领袖、亿万人崇拜领袖的历史。当时人们乐于接受这种仪式,和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是高度吻合的。经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醒悟:从来没有救世主,领袖不是大救星。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让人们向领袖山呼万岁,就不合时宜了。今年国庆的天安门广场,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以平等的身段参与仪式,领导人以谦恭的态度,向先辈表示敬意,向人民表示忠诚,这符合现代民主的执政理念,也容易为公众接受。如果今后每年的国庆节,都能以庄严郑重的仪式宣示主权在民的理念,对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将颇为有益。

                

对明年国庆的希望

                                                             

赵 诚

今年国庆节,国家以一种新的形式对国庆节进行了纪念。没有大型集会,没有盛大阅兵,朴实而有新意。由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致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着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浮雕。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近现代历史事件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海峡的另一边对历史也有自己的记忆和见解,但目前,在中国社会各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寄予的认同是没有分歧的。它是对近代以来为中国的自由和进步所牺牲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先烈们的一个全国性标志纪念物。所以,每当人民共和国有大事,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难纪念碑就成为全国官民的瞩目之地。外宾来访也来此纪念。今年的国庆庆典,采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纪念先贤的方式,是个有创意的革新,这个新形式是国家在国庆日纪念仪典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从世界的视野看,各国对国庆日的纪念有所不同。如大英帝国这样的老牌国家,对建国日全国各地人民没有一个认同的日子,权以女王的“官方诞辰日”来替代,它只是一个全国性假日,并没有什么国家庆典。美国的国庆也只是“独立宣言”纪念日,由美国人民自己庆贺,并没有耗费巨资的大型的国家庆典或阅兵传统。俄罗斯的国庆节现在是6月12日,1990年的这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但目前俄罗斯每年的国庆节也没有庆典,只是一个全国性假日。当然不同国家有自己对国庆的纪念的不同方式和纪念内容,如法国每年还在阅兵,但这既不能说明法国强大,也不说明这是一个最好的国庆纪念方式。多数发达国家并不在国庆日大阅兵。中国的大阅兵也是当年“一边倒”时从苏联模式学来的,如今中国已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路子,仿苏式的国庆“逢十”大庆的大阅兵可不必再行效仿。何况炫耀军事力量的阅兵,也不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它只是代表人类的过去,代表人类在野蛮时代,在“丛林政治”的世界上,人类不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就无法安全生存的状态。在“丛林政治”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军事强国可以长盛不衰。那种军事强大的荣耀都是暂时的。瑞士人在中世纪一段时间曾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征善战,但国民并不能长久幸福,最后走上现代文明的和平发展道路后,反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楷模。

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尽管社会有了很大有进步,但人民的生活仍不很富裕,特别是很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人们生活还是较贫困的。50周年大庆,已花了大量财力重修北京和天安门广场,今年奥运会对北京又进行了大量投资改善交通市容,当前国家如有剩余财力,应在灾区、中西部和教育上加大投入,首都不必锦上添花了。明年是共和国60周年大庆,希望领导人能走出传统模式,继续沿用今年的方式,办一个简朴有意义的国庆仪典。还可在纪念碑前点燃纪念火炬,为中国社会走向政治文明做出一种标示。在国庆日,对那些为国家自由和进步而牺牲了的国民进行纪念,比用国家军事力量进行炫耀能更好地引起后人对先烈理想精神追思和传承。

(刊于《炎黄春秋》200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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