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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的博客

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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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寻历史真相,关注现实问题,曾撰写大量随笔。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版)、《心理的单间》、《八位大学校长》、《六位教育家》和《思想操练》(与人合作)。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经读者评选,获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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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  

2010-05-14 11:18:00|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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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臣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前者具有人格独立、政治参与、社会责任等特征,乃现代社会的标志;后者具有人格依附、政治陪衬、不负责任等特色,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培养公民还是造就臣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公民教育或党化教育来实现的。因此,了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或有补益。

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严复就认为,只有智识、力量、道德优秀者,才有实行自治、享受自由的能力。因此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于是,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办学堂、废科举、兴西学、育人才,就成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并终于迎来推翻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公民时代的到来;但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还需要广大民众由专制社会的臣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公民。于是,公民教育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据我所知,清末学堂的修身课虽然已经初步借鉴了先进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但并没有摆脱“忠君、尊孔、奉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到民国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以后,才在原有的“修身课”内增加了“公民须知”和“中国法制大全”等内容。后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正式提出“补定公民教材案”,其中包括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等内容。1923年,教育当局终于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以公民课代替修身课,这可能是我国第一次将公民课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此同时,在民间教育团体和基督教在华教育机构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政的国民党根据“训政”需要,在学校里推行党化教育。1929年4月,当局首先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有“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的规定(参见《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有关方面又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公开声明,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同年8月,当局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要求将公民课与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课,从而取消了公民教育。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现代极权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工具、专制集团的奴隶。面对这种局面,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吴健雄、罗尔纲、吴晗都是该校的学生。据罗尔纲回忆,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后来,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许多文章,对党化教育予以深刻的批判。比如著名学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任鸿隽就专门撰文分析了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本质区别。他说: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似)……

正因为如此,任先生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由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当局又很快恢复了公民课。1999年,李慎之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说:“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份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此外,他在去延安之前,还在学校里教过公民课程。这对他影响很大,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公民教育不但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效果也不错。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国民党搞党化教育,显然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它是时也搞公民教育,则表明最终还是要走西方民主国家的道路。不幸的是,自从大陆易帜、毛泽东实行“一边倒”的基本国策之后,公民教育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中国人始终不能摆脱“素质低下”的批评,公民教育的长期缺位,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

(刊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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